关键词： 哥达纲领批判   分配正义   共产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  

摘要： 正义问题是从古到今哲学家们一直绕不开的话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私有共同存在,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携共处,大大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阶层差别、收入分配不公、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等。因此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因为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不同,对于如何改革出现了各种声音。因此,深入研究《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正义思想对理清马克思分配正义观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一直隐含着他的正义观点,最早是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以思辨哲学为研究方法的伦理正义,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为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即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研究分配正义,确立了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路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并为建构分配正义思想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正面建构了分配正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成熟。《哥达纲领批判》中分配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分配正义是劳动正义的体现,分配正义必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讨论;分配正义的实现方式是现实的革命运动,具体措施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必经阶段;分配正义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批判了以往的法权正义和形式正义,指出这种正义在现实中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它的不彻底性,同时使劳动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它完全改变了以往思想家们对正义的看法,开辟了研究正义思想的新方式,并影响了后来西方学者对正义的研究。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重新建构,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正义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东西。受生产力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应该确立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是向未来更加正义的分配方式的过渡。

关键词： 马克思分配正义   所有制   市场经济  

摘要：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本文主要从思想渊源、基本内涵和理论特征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在思想渊源上,马克思批判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成分,主要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形成了关于分配正义的独特看法。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从而消除私有所有制带来的一系列不公正现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分配奠定基础。其次,从基本内涵来看,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强调所有制对分配制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提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观点,这构成了其分配正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并且马克思根据具体的分配原则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提出了两个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他认为共产主义的首要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当然,马克思也看到按劳分配存在的缺陷,即忽视了因劳动者本人的禀赋、才能等和劳动者家庭差异造成的结果不平等。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反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提出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总的劳动产品中不得不扣掉一部分,用于补偿人们在社会中共同消耗的一些东西,还有社会要发挥它的保障功能所需要的一部分,这里面蕴含了社会保障的思想,是对按劳分配不足之处的一种弥补和调节。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的视角,始终恪守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绘制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图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最后,就其理论的基本特征而言,马克思分配正义体现了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本文主要是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结合现阶段我国分配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深层原因透视,寻求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契合点,为解决我国现实的分配问题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方法。实现分配正义在现实中的建构,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完善分配制度及其协调机制,为分配正义的实现提供制度保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分配正义提供物质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落实分配正义的价值引领;注重社会调节,合理引导第三次分配。

关键词： 环境正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分配正义   参与正义   承认正义   能力正义  

摘要： 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村发展、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基石,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给予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政策。但是,由于农民参与度不高、传统乡土文化流失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挑战。而环境正义的价值理念恰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理念主张公平地分配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尊重与承认人们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化,激发人们主动参与的意识和行为,让人们过上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因此本文在环境正义理论视野下,以山西省Z村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并基于现实问题提出有效对策,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本研究首先对环境正义理论做了系统性回顾和整体性阐释,从环境正义的兴起与发展、环境正义的多重内涵以及环境正义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接着,在回顾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历史脉络和时间线索的基础上,分四个阶段对这一历程进行描述: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72)、恢复与发展阶段(1972-2005)、稳步推进阶段(2005-2012)全面发展与提升阶段(2012-至今)。在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全景回顾后,选取极具代表性的Z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具体分析Z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对环境正义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在分配正义上,分配日趋均衡,乡村宜居宜业;在参与正义上,搭建沟通平台,激发参与活力;在承认正义上,践行绿色理念,尊重主体地位;在能力正义上,优化政策环境,提升发展能力。但同时,Z村的人居环境整治也存在弱项短板,具体表现为:企业绿色技术薄弱,农民承担环境负担;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村民参与度参差不齐;地方关注个体不足,治理缺乏自身特色;村民可行能力不足,保障能力有待提升。最后,本文提出环境正义视域下对农村人居环境的优化路径:加大投入力度,产业绿色化发展;发挥多元力量,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明确村庄类型,体现村庄多样性;建立长效机制,强化农民能力培养。

关键词： 智能制造   技术性失业   税收优惠   社会应得与技术风险   分配正义  

摘要： 自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以来,我国正式进入了以“智能化”为目标的“工业4.0”时代,亦即“智能时代”。然而,随着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智能技术固有的“替换人力”的属性所带来的“破坏性创作”效应开始产生,即大规模智能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国内外诸多研究机构的预测均表示未来将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岗位被智能技术所永久替代。从改变就业结构伊始,智能技术还将由此对社会的多个位相产生冲击,引发诸如失业风险、财富分配风险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风险。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与其将上述问题归责于智能技术,不如说现阶段滞后的社会制度才是造成上述社会风险之肇因。就主导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税收制度来说,因为传统的税收分配制度仅注重对正向的社会应得的分配,而忽视了对负向的技术风险损益的分配,最终导致“技术成果向社会上层聚集”而“技术风险向社会下层沉淀”的社会分配异化。作为税收制度中“为管制诱导之目的”的税收优惠,应当在这一时期率先做出调整,摒弃“仅分配应得而不分配风险”的传统思维,将对技术性失业风险的分配纳入考量的范畴,均衡好税收优惠“为社会经济”以及“为社会公益”的职责权重,在妥善配置社会应得与技术风险的同时,秉承对公平价值以及效率价值的追求,做到既能鼓励引导智能技术的有序发展,又能充分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实现分配正义。除引言与结论外,本研究贯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行文逻辑,对智能时代的技术性失业以及相关税收优惠问题作出了解释与研究,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智能时代、技术性失业以及税收优惠之间的关联性及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作为本研究的基础,首先,明确了研究的对象为我国智能制造进程中的技术性失业以及与智能制造相关的税收优惠。然后,对智能时代、技术进步与技术性失业以及税收优惠等概念作出本研究语境下的解释,并论证了技术进步、税收优惠以及技术性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针对性的学说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旨在阐释智能技术引发技术性失业的逻辑必然性,以及通过税收优惠调整进而引导智能技术发展并规制技术性失业的法理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技术性失业与税收优惠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我国自2014年以来的劳动统计数据作出数据分析,并结合第三方研究报告,对我国目前因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发的技术性失业现状进行了描述。同时,本研究通过整理我国现阶段通行有效的税收优惠规定,梳理了与智能技术相关的税收优惠清单,并具有针对性的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为税收优惠应对技术性失业的法理评析与优化建议。在这一部分中,本研究首先运用第一部分中提及的理论工具,对以税收优惠规制技术性失业进行了详细的法理评析,提出“税收优惠调整→税收正义→分配正义”的规制逻辑。其次则是从各税收实体法出发,对税收优惠的具体调整方案给出了优化与建议。

关键词： 工资   权利体系   社会债   要素平等   分配正义  

摘要： 工资作为劳动者的核心利益之一,对劳动者的生存、人格全面发展,促进劳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障水平并不乐观。微观层面上,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侵犯劳动者工资权利、损害分配正义价值;宏观层面上,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扭曲、失衡、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在上述问题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工资概念、工资权利的逻辑、法理、构造、体系性认识明显不足,进而导致我国相关政策立法相对粗疏。因此,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是:面对劳动者纷繁的工资相关权利,是否应当构建一种“体系”,以促进对其周延保护;以及这种体系的构建是否可能乃至如何构建这一体系。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法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工资权利的体系性研究为重点,以工资权利体系的相关概念、价值、原则、具体内容为逻辑展开研究。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工资的权利体系构建的现有困境彰显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即指出劳动者工资权利体系化对保护劳动者工资权益的必要性。首先指出工资立法分散、层级低,导致“工资”概念始终模糊不清;进一步以立法目的为切入点,分析这种概念模糊化的成因,并指出工资权利保护中“以问题导向而非以权利导向”的问题;并通过对加班工资和二倍工资赔偿金在各地实施的差异为例,说明工资概念模糊化所导致的司法适用混乱。其次指出在当前的工资保护现状下,用人单位主导工资构成导致的工资复杂化、福利化,表明在资强劳弱的背景下,资方本身缺乏体系性解决劳动者工资权益保护的动力。最后通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劳动者薪酬增长率与CDP增长率之间比率、基尼系数等数据从宏观上说明了当前收入初次分配的正义性不足,并指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价值取向在实际落实中存在的向效率妥协的问题,从而掩盖了对劳动者工资权利保护不周延的现状。第二部分是对工资权利体系中一系列必要概念的廓清。本文将工资定义为“社会主体同意(基于劳资主体合意)下劳动关系的对价”。并根据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框架,将工资权的内涵进一步限缩为工资获得权和支配权两项,对工资权与工资相关权利做出了区分,并由此指出,要实现对劳动者工资权利的周延保护,应当在明确工资权利体系的社会债权和劳权属性基础上,构建工资权利体系。第三部分是在解决了工资权利体系构建的基础性问题后,对这一体系构建需要遵从的价值基础和原则的研究。从工资权利与劳动者个人的关系而言,工资权利体系有纳入人权价值的必要性;从工资权利与劳资关系角度出发,工资权利体系需遵守“分配正义”价值;最后就工资权利与市场、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而言,将秩序价值纳入到工资权利体系中。最后基于这些法价值将工资权利体系的法原则确定为“倾斜保护”“利益平衡”“平等协商”三项。第四部分是对工资权利体系内容的整理。在统一的工资权利体系价值和原则下,以“目的-工具”的权利功能为分类依据,将当前实践中存在但尚未被法律所确认的工资权利予以整理确认,将其纳入到这一体系中:具体而言,在目的性权利中纳入工资公平获得权、同工同酬权和最低工资保障权;在工具性权利中纳入工资知情权、工资协商权、工资请求权和工资优先权。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对价理论对于工资的逻辑、构成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确定“工资”概念上,只有提出解决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形成真实合意而非虚假合意的方法才能实现公平。第二,用人单位主导了工资构成、劳动价格,有以民法逻辑结构或挤占劳动法逻辑、向自由资本主义回归的倾向和动力;初次分配更注重效率的政策,最终会使得公平价值向效率妥协,导致工资保护分配的不正义。第三,工资权利是复杂的权利集合,我国工资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向”导致了立法的分散和立法目的、政策目标之间的不协调,而以“目的性权利与工具性、辅助性权利”为认识工具,解析、重构、优化工资权利体系,是较科学合理的方法。针对以上问题和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立法对于工资概念、范围应尽可能明确,通过劳资对价、关系正义理论来补强传统劳动对价理论对工资的解释;(2)在企业收入分配过程中,可以通过一种“基于公平的效率”的价值取向,指导解决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保障劳资要素产权平等,实现劳资收入分配正义,进而实现劳资权利义务的公平、公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3)周延保护劳动者工资权利,以公平共享、分配正义为价值,健全“工资权利体系”,应特别保护劳动者的自由谈判权、相关参与权,这一意识应当从工资的概念到工资权利体系中工具性权利一以贯之;(4)立法上以列举主义为主、辅之以概括主义,厘清工资权利中的目的性权利与工具性、辅助性权利。

关键词： 量能课税原则   房地产税法   分配正义   课税要素  

摘要： 房地产税法几度呼之欲出,然短期内尚无法落于实处,归根于其良法善治仍需深究。量能课税原则自税收公平理念发展而来,内涵对税收实质公平的追求,天然契合宪法平等精神,在客观衡量标准发展成熟后,其相较于量益课税原则更具实操性。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经历了税制萌芽时期、税制重建时期直至税制发展至今,其核心问题在于制度设计的量能课税原则缺失。“重流转、轻保有”的税制结构,以及央地分税制下事权、财权不匹配引发的“土地财政”严重阻碍税收横向公平;同时税基的范围过于狭窄,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几乎无法体现,对税收公平以及分配公平造成了较大的损害。房地产税法研究应当遵循量能课税原则以追求税收实质公平,首要应当确立其立法目的,在量能课税原则指引下,通过应然需求与实然可行性的结合分析,形成以调节收入分配为核心目的,组织地方财政收入为协同目的,将完善税制体系作为基础目的的“一体两翼”房地产税立法目的体系。在完善税制体系的基础之上,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保障公民基本居住需求,缓解贫富差距巨大产生的社会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态势,进而协同组织地方财政收入,长效、稳步化解“土地财政”危机。在此目的体系下,房地产税法应当严格在量能课税原则审视下设计课税要素,回应调节收入分配的核心目的,将税收公平落在实处。采用房、地合一征税模式对商品房、小产权房以及部分保障性住房进行课征,保证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充分体现;同时根据地域经济区分进行从价计征,以专门评估价值实际衡量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进而设计幅度扩大的累进税率践行量能课税原则;最后辅以针对性税收特别措施,以综合税基减免为普适优惠配合特定人群专项减免,同时对“豪宅”及“空置宅”课以税收加重措施,促进立法目的体系的全面实现,助益于房地产税法良法善治。

关键词： 分配正义   身份政治   政治共同体   相互性   关系  

摘要： 《正义论》面世五十年后的今天，身份政治的巨大分裂效应使欧美社会正面临深刻危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一方面被认为以“物”为中心，从而遭到身份政治理论的指责；另一方面又因其特别关注处境最不利者群体，从而被斥为身份政治的先锋。事实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以超然“物”外的公民身份为起点解决深层次政治正当性的一种尝试，其中，起组织作用的社会理念也昭示了一种共同体的理想。它围绕基于相互性的公民间关系，分别塑造了两个层次的共同体——反思性的和建构性的共同体，并为我们理解共同体和共益提供了独特的关系视角。无论是其寻求一致认同的初衷和方式，还是其拒绝把认同问题还原为经济不平等的思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都为疗救身份政治的分裂后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思模式。

关键词： 桑德尔   分配正义   道德应得   原则  

摘要： 桑德尔的分配正义原则是以道德应得为基础的,他通过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判来揭示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的不合理性,同时对"应得"、"资格"等概念作出了论证和解释。

关键词： 公平   分配正义   财产权   税收公平 fairness   distribution justice   property rights   tax fairness  

摘要： 公平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整体上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即将斯密的经济思想简化为“经济人+自由放任”。1980年代以来新一轮斯密研究热潮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公平正义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或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等理念，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公平价格学说，同时财产正义论开始萌芽。从阿奎那到自然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皆论证私有财产权符合正义，同时以“必需品权利”作为补救机制，使私有财产权与人类生存权相兼容。洛克主张基于劳动的财产权，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个人财产。休谟将正义和财产权视作完全等同的概念，并通过经验主义方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论证。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亚当·斯密，在公平观的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对自然法学家正义理论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来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因而标志着公平观从财产正义转向税收正义。

关键词： 马克思   分配正义   生产正义  

摘要：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学术关注和讨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正义观植根于物质实践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因为他的正义思想突破了传统分配正义的局限,是唯物史观视域中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统一的正义观,是对资产阶级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抽象正义观的超越,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