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相对贫困   贫富差距   分配正义   制度统筹   赋权于民  

摘要： 贫困问题之相对性面相的出场,是贫困治理范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转变的必然结果。在物质经济条件短缺的时代背景下,贫困凸显的是物质匮乏。而从短缺社会进阶到丰裕社会之后,贫困的表现形式随之发生了跃迁,即从生存性论域转向了多元化发展性论域。相对贫困主体在“参照群体”中表现出差距,使其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劣势。要想加强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经济条件的改善仅能起到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资源失衡和改善弱者的社会地位。从政治哲学维度来看,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以分配正义作为价值引领,以制度统筹作为根本保证,而赋权于民则是根本的可行性手段。

关键词： 约翰·罗尔斯   反应得理论   道德应得   分配正义  

摘要： 在《正义论》中，约翰·罗尔斯提到常识倾向于假设应由道德上的应得来分配收入、财富等美好事物，将德性作为分配正义的适当观念是合适的，至少它被当作一个首要原则，正义即是由德性决定的幸福。罗尔斯否认了这一常识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有权得到什么并不与他的内在价值相称，同时不依赖于其自身的内在价值。罗尔斯认为，个人的自然天赋、个性、以及社会家庭条件等这些自然和社会因素都充满了偶然性，属于任意性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够主张他应得这些，因为他对此没有任何功劳。并且，个人基于努力而获取的分配份额也会受到这些任意性因素的影响，天赋更高的人更愿意做出努力，成功率更高。所以他认为，个人基于努力而获取的分配份额也不能运用应得概念来进行解释。在罗尔斯的分配正义领域中，应得并不是分配正义的适当观念，它也不能被当做分配正义的核心原则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体系中发挥（至少是）核心作用。一般认为，罗尔斯认可的是制度应得，即个人能够在分配正义领域中获得什么要看他自己是否遵照公平的社会体系的合法期望以及公共规则进行活动。也就是说，个人能够得到什么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和赢得了公平的社会体系规定之下的权利要求和资格条件。需要指出，在与制度应得相关的原文论述中，罗尔斯使用了应得这一词语，但实际上他用资格和权利取代了应得，而这三种概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同。概括性讲，罗尔斯反对将道德应得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同时他强调，没有一个正义准则旨在奖励德性。究其根本，罗尔斯拒斥应得的目的在于为平等立论。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体系中，平等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他而言，正义意味着平等。而应得正义观作为平等正义观的强大对手，罗尔斯对于它的拒斥是必然的。　　需要指出，罗尔斯本人关于反应得理论的论述并不清晰，其相关论述也散见于其部分著作，并没有形成非常体系化的表达。但瑕不掩瑜，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包括其中的反应得理论为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引起了诸多哲学家在相关领域中观点的角斗与争锋，为奠定平等正义观在当代分配正义理论中的支配性地位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罗尔斯的的反应得理论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自《正义论》面世之后，其“反应得”的立场就受到了以罗伯特·诺齐克、迈克尔·桑德尔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家的批评和反驳。这些批评与反驳主要围绕在其反应得理论呈现的不对称性、个人自主性、责任、自我所有权、应得的基础等方面。针对这些批评和反驳，部分学者诸如杰弗里·莫里亚蒂、塞缪尔·谢弗勒、索尔·史密兰斯基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和立场做出了新的解释，澄清了对罗尔斯反应得理论的部分误解。但需要指出，他们的辩护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关于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的争论仍在继续，其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完全消解。

关键词： 数字空间   数字社会   空间分配   伦理结构   分配正义  

摘要： 数字空间是一个复杂的数字社会网络系统,主体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交往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数字社会伦理问题。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发展使数字空间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与传统的物理空间相互依存的生存资源。数字技术的演化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数字鸿沟、数字暴力、数字霸权、数字版权、网络冲突、数字社会道德共识缺位、数字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等具有普遍性的数字伦理问题。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交互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个空间既与现实的社会交往空间不同,又与纯粹虚拟的互联网空间不同,数字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虚实融合构成了广义上的数字社会。本文从生存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把数字经济框架下的数字空间视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且可分配的社会资源,作为数字交往活动和信息交换与传播的基本载体,数字空间本身在数字社会中具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并因其社会性和经济性而具有无形的社会建构倾向。在数字社会中,数字经济平台的存在为数字空间中的个人、群体、组织提供了一种多层次结构的社会空间网络。在数字平台层面,基于数字社会关系下数字空间话语权的构建与分配,数字社会财富生产与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数字经济平台垄断与资本化的倾向;在基于数字平台的个体与群体的数字社会交往活动层面,旧的伦理秩序在数字社会中的道德约束大大降效甚至失效,旧的分配机制、社会伦理以及法律规范对新兴数字经济下平台垄断亦日渐势微。传统物理空间中主体间存在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差别到了数字空间中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还有被继续放大的趋势。数字空间出现的各类新型数字伦理问题的化解在根本上是一个数字社会生存结构的分配机制问题,需要平衡自然性社会状态下各类主体在生存资源意义上的自由扩张与人为干预下的数字空间治理的矛盾。为此,数字空间资源分配需要一套新的伦理结构和伦理原则。数字空间分配的伦理结构本质上是一套系统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而经济和政治结构则是伴随对这套机制而运行的数字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网络,它们贯穿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工具、数字劳动与生产、数字社会价值融合与价值分配的全过程。为了更好的呈现数字空间分配的伦理结构,第一章聚焦于关于数字空间伦理分配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提出“数字空间分配的伦理结构”问题,梳理数字空间分配的多样化结构及其对应的伦理秩序混乱、数字垄断与资本化趋势;第二章对数字空间、数字社会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围绕主体在数字空间中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即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梳理了数字社会形成的基本过程,强调数字空间的主体性、社会性与虚实融合性;第三章通过数字空间分配与传统社会空间分配的比较提出了数字空间分配的伦理结构,讨论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现实社会与数字社会两种形态互构融合下暴露出的道德与利益、权利与责任、效率与公平不对等的数字伦理问题在人的生存层面获得统一的过程,总结了当前数字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数字空间分配的伦理难题。数字空间分配的主要伦理问题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数字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数字社会治理的无序性。这涉及到对数字空间的权责分配,即谁应该拥有和控制数字空间资源并以合法的方式承担与此相对应的公共责任。数字空间作为当前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配问题牵涉到每个个体与组织的基本权利和公正分配的原则。然而,数字空间的虚拟性、公共性和全球性也决定了数字空间分配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且数字空间资源的分配往往受到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影响,在数字空间分配问题中,是否存在一种综合而全面的公正原则?应当如何运用诸如功利主义、正义原则、社会主义等传统的分配理论来构建适合于数字社会的分配机制?如何确保数字空间资源能够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所有人,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经济能力如何。

关键词： 《哥达纲领批判》   分配   正义  

摘要： 什么是分配正义、如何实现分配正义素来是哲学家们热衷探讨的问题,各派别哲学家对分配正义这一概念的界定更是迥然不同。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的基本立场,立足现实社会生活,在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揭开了拉萨尔改良主义的虚伪面纱,最终形成了具有超越性、革命性的分配正义思想。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阐明了科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为困顿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科学的革命方法,为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压榨,走向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对拉萨尔机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劳动决定论”指明生产资料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条件,单纯的劳动无法创造物质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其次,马克思通过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指明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有效运转,应对劳动所得做了必要扣除之后再进行分配;再次,马克思通过批判“铁的工资规律”指明人口数量不是决定工资高低的唯一因素,资产阶级的剥削才是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困顿的罪魁祸首;最后,马克思通过批判“国家帮助”,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谎言,指明资产阶级绝不可能帮助它的对立阶级,流血的革命才是实现分配正义,通往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指明了实现分配正义的必要条件,阐释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分配原则,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认为,虽然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比是无比进步的,但仍具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只有按需分配才是实质正义的分配方式。我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但我国在进步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较大等社会问题。《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正义思想为我国化解社会难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有利于推动我国形成更加正义的分配方式。同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西方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 艾利斯·杨   差异政治   分配正义   压迫  

摘要： 差异政治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长期以来,当代政治理论家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的倾向,忽视了诸如特殊、差异等问题,造成了对于某些群体的压迫,难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艾利斯·杨整合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思想,对差异的涵义重新进行了阐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差异政治思想,为反思正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艾利斯·杨在反思当代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当代正义理论的主流范式——分配正义。她指出分配范式的正义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过于关注经济利益的分配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结构化因素。艾利斯·杨从批判性视角重新阐释了差异以及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倡导将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群体之差异纳入公共领域,最终为削弱支配和压迫的结构性非正义而导向一种敏于群体差异的正义构想。正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纠正非正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对结构化非正义的诊断是艾利斯·杨差异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通过对社会中人们所遭受的非正义的分析,杨创造性地将社会中的压迫现象概括为: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五种形式。压迫的五张面孔所涉及的议题远超出分配领域,集中体现了压迫的结构性特征,将杨的研究推向了更为基础性的社会结构领域。杨开展了对于非正义的社会结构的讨论,并提出了赋予受压迫群体以群体代表权和重塑一种包含多种美德的城市生活的理论构想。这为弱势群体表达自身权益,改善不良境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艾利斯·杨的差异政治思想包含着对于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思考。她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关于正义的讨论而导向一种对于结构性群体差异表达切实关怀的正义设计,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努力。然而,她对于普遍与特殊二元对立的理解、对压迫分类的模糊和矛盾,为其思想招致了许多争论。

关键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增值收益分配   分配主体   分配关系   分配正义  

摘要：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涉及我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益,关系到分配在多元分配主体之间的正义性实现。“入市”的增值收益在分配环节的法制保障,是指在法律层面,根据不同分配主体的权利来源,确定其在分配环节中所占的收益配比。从法律层面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在明确分配关系的前提下,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是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土地善治管理目标的路径选择。同时,“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是整个“入市”改革的重要一环,分配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建立完整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充分发挥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盘活闲置土地、促进集体、农民增收、不断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社会红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是建立在土地入市带来的增值收益前提下的分配,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自政策、法律引导进入市场以来,一直以兼顾各分配接受主体利益、促进农民个人增收为价值目标,分配制度尚存于各试点探索阶段,未形成普适于全国范围内的分配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离不开法制的保障,而法律保障一项制度合理运行需要其有合理的理论支撑。土地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表现出人地矛盾的现状,由此以土地资源的财产性特征被市场经济挖掘发展,建立明晰的土地产权关系是划分多元分配主体范围的理论支撑。只有明确土地权属范围,才能构建土地之上的分配主体及其收益。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资源的财产性特征更加凸显,在市场中表现为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土地发展权强调的也是一种可以单独流转的权利,且二者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或者说前提具有相似性,故而以该项理论作为区分各分配主体对土地发展的期待利益,可以解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所获增值收益的归属。最后,分配环节离不开分配权的界定与分配正义的贯彻执行。以分配权的归属区分分配关系主体与受体,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分配关系是实现分配正义的路径选择。分配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应始终贯穿于分配环节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分配主体之间的界定及其比例,还是在梳理分配关系领域,都需要以实现正义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土地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土地管理的应然状态,为落实、检验分配制度合理性方面提供价值参考。 造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的原因,究其试点可分为不稳定的分配客体、不清晰的分配主体界定和分配关系,以及分配过程缺乏监督三大方面。由于我国早期实行以计划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体系方面都出现二元制特征。改革开放带给经济发展巨额利益,而集体产权不明晰导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增值收益分配领域权责不明,造成真正享有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权利虚化,不利于界定分配给付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界限,同时模糊的分配关系也不利于分配主体之间有平等的权利地位。其次,土地增值收益作为分配客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不稳定性。市场行为需要政府使用宏观调控的管理、服务手段加以导向及保障,鉴于土地资源的紧缺性,不能仅以市场价格衡量其财产性特征。最后,分配过程涉及多元分配主体,且在分配过程中,我国政策并未涉及具体的监管措施,缺乏监管的分配行为会侵害部分分配接受主体的应有收益。 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在法制层面的研究,旨在为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充分保障农民个人在出让原有土地使用权之后的合法收益,为建立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首先,要在立法中确立分配权及分配正义原则,促使各收益分配主体之间形成和谐的分配关系。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建立明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是区分多元分配主体的基础,确立每个土地之上的权利主体平等地享有增值收益分配权。最后,引入监管机制,无论是在政府调节金征收管理方面还是在集体与其成员内部分配方面,明确分配过程具体流程,公示公开分配客体的使用情况,以期实现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保障农民个人利益,促进集体经济及农村建设,实现土地善治。以上措施均在法制层面对增值收益分配提出保障要求,将试点经验汇总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制,更有利于建立合理、长效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体系。

关键词： 分配正义   复合平等   多元主义  

摘要：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正义的探索和追求,正义的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分配社会诸善。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站在多元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物品的分配理论。社会物品是多元的,每一个社会物品也都具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相对独立的分配领域,各领域彼此之间存在着边界,每个分配领域都有独立、自主的分配原则,不存在某种普遍的分配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分配领域。沃尔泽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源于支配性善的跨界,他提出了只反支配,不反对垄断的复合平等理论。复合平等社会允许单个领域内部存在着分配份额上的不平等,但没有一种社会善从始至终可以支配其他领域,在某一领域的失败不会影响人们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并且人们也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来缩小单个领域的不平等。沃尔泽分配正义理论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阐述和分析了不同善的性质和边界,关注这些善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配。我们也应当看到沃尔泽的分配正义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对沃尔泽分配正义理论的思想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 恩格斯   分配正义   社会不公   当代价值  

摘要： 分配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活动,它决定着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美德与崇高理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标准。在人类社会早期正义便被引入了分配的领域,从春秋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辨,到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正义的追寻,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变化,人们总在不断地追求探索着正义。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掀起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古老的正义概念,尤其是分配正义的概念,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公平正义的概念早已收入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但是这个概念的阐发以及在经典作家的合法性地位的阐述都是一项有待深化的工作。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其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的缓解提供一些价值与指引。每一个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土壤,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着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应解答时代之问而生。资本主义在确立大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日渐加剧,分配日益不公成为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诞生的客观现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逐渐壮大并进行斗争,渴望获得公平与正义成为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诞生的实践基础。欧洲思想文化中存在分配正义思想的诸多争论,正义与分配正义概念的辨析,恩格斯对其分配正义思想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每一个理论的诞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经历以及革命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形成的。大致分为萌芽、初步形成、确立与深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之下,恩格斯成为了一个民主革命者,在深入社会的过程中,逐渐从民主革命者转向了共产主义者,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进而跟随着马克思的步伐,逐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也是与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挖掘。虽然恩格斯没有哪一部著作将分配正义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描述,但其分配正义思想在其许多著作中都能体现,贯穿于批判资本主义分配不正义的始终。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分配正义问题进行阐释,进而表达对资本主义不公平不正义的批判与共产主义分配正义实现的展望,从而对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的路径探索。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也具有其理论特性以及与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有着相关性与差异性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财富,具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恩格斯分配正义思想研究丰富了当今对“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的研究,也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完善社会公平正义与收入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等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价值生产创造与分配的问题、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