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G·A柯亨   社会主义分配   共同体   道德风尚   约翰·罗尔斯   差别原则   自由主义平等  

摘要： 研究背景:G.A.柯亨作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在当代的可适用性进行了反思,并通过批判罗尔斯自由平等主义下的分配正义理论和无知之幕下的差别原则设想,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差别原则要求社会共同体对于弱势者的最大福利进行保护,强调社会基本结构下的平等。但是由于差别原则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对共同体理念的背离,差别原则已经无法体现自由平等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正义。柯亨分别从社会基本结构和激励论证以及帕累托累积对差别原则展开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批评和分析。通过梳理柯亨自身的理论轨迹和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内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 主要内容:第一章是柯亨分配正义理论的理论来源和批判思路,解释了柯亨为何要批评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第二章介绍了柯亨对差别原则的详细批评,其中包括罗尔斯激励论证的所存在的问题,帕累托论证的不足之处和社会基本结构下对差别原则的错误应用,以及差别原则存在的内部矛盾。第三章解释了柯亨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下对差别原则的修正。第四章展示了柯亨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分配正义设想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启示。 研究结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真正价值,是分配正义在共同体中超越性的正义理念和人性博爱互助的道德风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分配措施中实现和引导正义风尚。尽管柯亨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关键词： 帕里斯   全民基本收入   分配正义   真正自由   资源平等  

摘要： 基本收入是西方福利国家在现有公共救助政策走入困境时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福利方案。帕里斯是基本收入领域奠基性和集大成的学者,通过检讨他的思想可以有效地探析这一新兴思想方案是否合理。全民基本收入的定义是定期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的现金。不同于固有的经济救助方案,全民基本收入要求三个无条件:第一是直接发放给个人的,并且与每个人的家庭状况无关。第二是普遍性的,不存在收入审查或者经济状况审查。第三是无义务的,不要求受益人必须工作或者证明自己有工作意愿。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会面临公平和可行性两方面的批评。来自公平的批评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批评是针对基本收入普遍性的批评,为什么给富人和穷人发一样的钱。针对这个批评的回应主要是普遍性基本收入可以避免福利陷阱和事后弥补的缺陷,且成本并不会更高。第二个批评是为什么不对内在禀赋有差异的人做出区分。帕里斯对此的回应是诉诸“非占优多样性”的概念,提出应该只对残疾人做出额外补贴,其他的天赋差异并不应该考虑。第三个批评是为什么允许懒人搭便车。针对这个批评的回答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从要求工作义务的互惠正义的缺陷、财富的非努力来源要素、闲暇的价值以及现实社会的需求四个方面来回答。来自可行性的批评主要是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财政是否可以负担。针对两者的回应都是诉诸了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具体数据的计算。本文在前述批评和回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帕里斯用以支撑全民基本收入理论的深层理论:所有人的真正自由理论。该理论强调自由应该包含实现自由的能力和资源。针对该理论,本文也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回应。

关键词： 全球正义   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分配正义   救助义务  

摘要： 在目前关于全球正义救助义务的讨论中,我们似乎陷入了某种非黑即白的立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正义的基本单位,脱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任何世界主义的构想都是乌托邦,我们对于国界外的需求只有最低限度的救助义务。而世界主义认为,我们有最完整的救助义务,国界是偶然的,不能排除我们对国界外民众的平等分配的责任;同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国际秩序既没有办法解决诸如全球气候变暖、饥荒和自然灾害等全球性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维持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秩序。本文试图厘清全球正义语境中救助的立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的区分,进而指出除了历史性的、结构性的不正义之外,我们需要识别出市场在责任分配中的重要角色。本文认为,我们只能辩护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的救助义务。

关键词： 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多维正义   分配正义   承认正义   能力正义  

摘要：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举措。经过党和各级政府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取得了诸多伟大成就。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社会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战略也由“基本均衡发展”转向“优质均衡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是当前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主要目标。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以多维正义为视域,分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蕴进行了多维解读,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析,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行了内涵界定,明确了其基本内涵。对分配正义、承认正义、能力正义理论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多维正义视域。 第二部分: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时期,此时的发展以效率优先为原则,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重点学校;“非均衡发展逐步转向基本均衡发展”时期,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并对教育发展薄弱地区进行资源倾斜;“基本均衡发展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时期,在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同时,注重教育质量的均衡。 第三部分:基于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当前义务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多维正义视域分析当前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义务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理论视域、评估域的转换进行反思。 第四部分:以多维正义视域,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蕴进行了多维解读,提出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需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学生个体的尊严承认以及实现学生实质自由发展。 第五部分:基于多维正义视域,提出了我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从教育资源分配的深度精准、构建有尊严的教育生活、实现个体的实质自由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刑罚配置   分配正义   公共法律服务  

摘要： 立足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相统一的双重维度反思本罪的刑罚配置是否合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进行较为深入剖析，探究“收买与拐卖的保护法益异同及其不法程度高低”“法定刑的配置方式与体系协调”等元问题，揭示刑事政策的逻辑转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进而回归刑事司法的刑罚配置价值向度，提出从配刑、量刑、行刑三阶段探索本罪刑罚配置规范路径的核心命题，全面论证本罪刑罚重新规范配置的必要性，并基于法社会学的刑罚分配正义理论与法教义学的刑罚阶段分配理论，从配刑、量刑、行刑三个阶段证成本罪刑罚配置社会正义实现的法治规范路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版权   知识产权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GC  

摘要： 由人类提供创意构思、机器自主完成表达呈现的人机混合创作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但各方对AIGC产权归属分歧巨大，严重制约了权益保护与产业发展。文章认为分歧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各方对人类智力投入的定性差异上，而在于对知识产权的制度功能存在认识误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知识生产的社会性以及知识产权对社会性生产的利益分配功能，从生产转型层面重建AIGC环境下知识生产的分配正义。由于人类创作与人机混合创作在利益保护上存在原则性冲突，文章提出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增设与版权并列的新权利类型，对AI知识生产中的人类智力投入提供专门化的保护。

关键词： 马克思分配正义观   共同富裕   时代价值  

摘要： 共同富裕是一个复合概念，既有“富裕”之意，又有“共同”维度“。富裕”表明推动共同富裕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前提“，共同”显示实现分配正义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分配正义的历史演进、经济前提和终极价值构成了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分配正义观为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分配制度改革，明确人民至上的观念。

关键词： 私法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分配正义   牺牲责任  

摘要： 比照经济学中的三次分配理论，私法内蕴了两个半分配层次。初次分配赋予所有私主体以平等的客观权利，私主体通过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获得主观权利。法律环境应有利于释放主体能量和创造力，扶持企业家，捍卫竞争中性，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规则的变更，是私法固有的和应有的功能。它通过均衡私主体在互动关系中的强弱格局，比公法再分配方式更能增进主体自决、捍卫人格尊严，且能使私法实现提升社会福利的国家目标，减少权力运行中的对抗。私法还存在介于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之间的第2.5次分配，以牺牲责任为典型，还包括营利法人社会责任的扩张、侵权责任的膨胀以及受益返还的限制。分配正义可作为私法分配各层次的共同基础，它可以纳入私法中的不同价值，并依据情形赋予其不同权重，也有助于将全部私法规则转化为自然规则，更凸显私法的中立性。

关键词： 马克思   分配正义   唯物史观   共同富裕  

摘要： 分配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涉及劳动成果配比和人民直接所得,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有序发展。马克思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分配原则,批判了资产阶级分配非正义性,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新时代,经济社会进一步多元化和复杂化。深入研究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是体现人得其所应得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分配正义体现着物质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和人的能力的实现。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产生有其理论渊源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条件。首先,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科学方法。而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的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同时,无产阶级反抗资产压迫的斗争不断加剧,武器的批判也不断催生出新的批判的武器,马克思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分配正义思想。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分配来源于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着分配方式。资本权力覆盖下对劳动的无止尽的压榨,以及对资本不劳而获的正当化,暴露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非正义性。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以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特征在于批判同时代人并提出自己理论的批判重构性、从历史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各阶段分配方式的历史性、从无产者出发实现分配正义的鲜明阶级性。运用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关照现实,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贯彻分配正义,向着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奋斗,我们应该做到:持续发展生产力,构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坚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推进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持续发力,引导实现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发展的落脚点在于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多关注“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向着共同富裕的理想不断前进。

关键词： 示范村   品牌资源   乡村治理   分配正义  

摘要： 广西共15587个村级单位,截止于2024年1月,其中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国家级5个、自治区级128个,市级467个,去除重复数量后广西市级以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547个,约占所有村落数量的3.51%。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作为一类国家打造的示范村落,在民族村落治理环节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民族村落治理的一个“品牌”。本文选取广西都安县首个获得市、区、国家级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为田野调查切入点,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活动为背景,基于创建“品牌”之后的冲突与调适,探讨调适过程中乡土秩序的改写和重塑。研究侧重围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这一“品牌”的权属、符号、话语三种资源的争夺,从主体利益诉求、行为选择、话语建构等角度,探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权力秩序、社会秩序、价值秩序的相应变化,最后揭示乡土秩序被改写过程中“团结”、“进步”和“秩序”所彰显的独特调适价值。研究着重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品牌”权属分配与村落权力新秩序的关系。通过梳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者在管理权限、规则制定、企业名利和族际收益等方面的争夺,厘清创建者权属争夺的类型,进而分析创建者需求差异、“品牌”效益有限性和各主体不满足既有的分配方式等权属争夺原因,从而为后续调适提供必要条件。在创建者之间通过多级主体关系理顺、正式权力关系优化、非正式权力系统对正式权力系统的补充等调适措施,使村落的党政关系、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系统等产生优化。 第二,“品牌”符号选择与乡土社会新秩序的关联性。通过解析政府、企业和村落之间的符号空间争夺、景观符号冲突和人物符号争夺,概括三者之间符号争夺的表现形式。剖析冲突的主要原因,以便为主体认知差异、不同受众差异、主体需求差异的后续调适打下基础。在调适过程中,各方采取在符号生产中协调“地域”与“民族”等要素、基于定居空间进行“品牌”符号再分配、基于符号交换仪式引导村民的社会交往、在符号消费视角下促进村落多元文化的交融等措施,逐步进行了“品牌”符号争夺的调适。 第三,“品牌”话语争夺与村落价值新秩序的联结机制。通过调研政府、企业和村落的话语权力、话语阐释和价值指向之争,明晰三者话语争夺的不同表征。借助分析话语争夺的成因,包括政府、企业和村落试图打造不同“品牌”内涵、抢夺优先话语权和形象构建需求的不同,探究冲突调适的最后落脚点。在调适过程中,各方以“团结”引领话语再生产、以“进步”激励话语传播、以“秩序化”巩固乡土话语体系,进行“品牌”话语争夺的价值调适,使“团结”、“进步”、“秩序”等价值嵌入到村落之中。 总结与讨论部分,本文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冲突与调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为乡土秩序带来了许多效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创建过程中各方对“品牌”资源进行抢夺,会引起冲突和纷争,进而导致村落秩序出现新的问题。随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的开展,目前急切的需要对“品牌”资源形成合适的分配方案,达成分配正义,才能保障民族村落治理效益的实现。当前各方对“品牌”资源争夺的调试还处于自发调试阶段,且自发调适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达成共识,而国家力量的介入,可以规范各方的调适措施和调适过程,缩短调适需要的周期。因此,民族村落治理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尤为重要。在这一调适过程中,国家力量逐渐深入影响村落秩序的改写和塑造,这一实践也回答了“国家力量如何有效参与到村落治理中”这一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