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伽达默尔   解释学   实践哲学   哲学   哲学终结  

摘要：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关键词： 哲学咨询   实践哲学   思想治疗   对话   中国哲学   孔子  

摘要： 哲学一直以理论性和思辨性示人，似乎从来就与生活中的应用无关，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哲学就成了一种无用的“学问”：只存在于课堂与著作中；流于空谈而没有实际的作为；最后变成一种“精神体操”，只得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苟延残喘。面对哲学日益学院化和边缘化的生存状况，西方国家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的哲学实践新动向。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哲学活动，它尝试着将哲学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力求用哲学的方法帮助人们排解各种“心结”。它的目标是要恢复哲学的“心灵治疗”的古老宗旨，让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化旨趣得到发扬光大，并且立足当下社会的精神健康问题推出一种返本开新的实践哲学。我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哲学咨询的资源，“回到孔子”不失为一种在中国本土开展“哲学咨询”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社会生活   实践   实践哲学  

摘要： 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之解读不应当局限于唯物与辩证相结合的哲学范式，而应当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阈，才能跳出传统认识的盲点，解蔽该论断的真实意义，进而理解整个《提纲》乃至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体系、叙述逻辑和发展路向。

关键词： 认知主体性   价值主体性   实践哲学   主体形而上学   自由  

摘要： “主体性”观念的现代合理性：马克思的“价值主体性”思想研究 “主体的死亡”几乎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呼声，无可置疑，现代哲学透视了近代“主体性”观念存在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近代“主体性”观念的批判并非无所依据，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近代“主体性”观念的批判是否就能够让我们宣判“主体”的死刑？彻底抛弃“主体性”观念，是否就是最佳解决方案？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理论问题。 对“主体”死亡的宣判，不单单是对近代“主体性”观念具体观点的否定，它关涉到一个根本的前提性问题，即“主体性”观念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这是先于“主体性”思想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哲学家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视为是对“主体性”观念本身的否定，恐怕会将问题简单化，也可能误导我们，使我们错过问题的关键。要对于“主体性”观念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严谨的回答，我们需要清楚界定“主体性”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现代“主体性”批判的真实意蕴。 “主体”这一概念是指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使“主体”成为人的专属哲学概念的是笛卡尔，他将人从一般实体中提升出来，首次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人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主体”？我们认为，“主体”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承载人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追求自由是“主体”的使命，人自称为“主体”，也就是在宣告，我要自由。与此相关，“主体性”作为人的一种特有属性，是使得“主体”得以成立的能力，“主体”既然是人的价值追求的称载者，那么“主体性”便成为人实现价值追求的能力。基于对“主体”和“主体性”的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主体性”思想是对于人的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的追问。换言之，研究“主体性”的目的，是找出一种方法，使人的自由价值追求切实地实现出来。考察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主体性”思想的具体理论观点或许不同，但追求自由这一终极价值目标贯穿始终。在这一意义上，人的“主体”地位是不可，也不该消解的，“主体性”观念始终具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然而，为人类谋求自由和幸福的“主体性”观念何以成为现代哲学的众矢之的？深入考察现代哲学家的“主体性”批判，我们发现，他们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流露出难以割舍的“主体性”情怀，这与他们极为激烈的批判并不矛盾。现代哲学家的批判可谓有理有据，但他们批判针对的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主体性”观念。换言之，被宣布死亡的，并不是“主体性”观念本身，或说全部，而是“主体性”的近代内涵，即“认知主体性”。 “认知主体性”观念在近代由辉煌走向黄昏绝非偶然，是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十分契合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以认识论为主要内容，它持有这样一条基本信念：“主体”自由的外在障碍是自然界，“主体”要获取自由就必须认识自然界进而掌控自然界。因此认识活动被视为“主体”获取自由的有效途径。由此，“主体”成为“认知主体”，“主体性”也相应地表现为“认知主体性”。按照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要扩展“主体”的自由，就必须增强“主体”的认识能力，也就是理性能力，“主体”控制自然的要求无休无止地提高，人的理性能力也被毫无止境地推崇，最终成为主宰一切、唯我独尊的力量，个体的人最终降格为与物相同的、理性实现自身的一个工具或环节。“主体性”观念的确立在否定宗教权威的意义上，扩展了人的自由，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背离了初衷，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主体的自由再一次失落了。 按照这一思路，唯有与形而上学脱离关系，在一种全新的哲学根基之上，“主体性”观念才能获得合理的解读。一旦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再来审视现代哲学的“主体性”批判，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消极的否定意义，反而是积极的建构意义。现代哲学所要消解的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所理解的“认知主体性”，或说理性精神，而这一消解恰恰为“主体性”观念在现代的合理解读提供了契机。 在主体形而上学批判的大潮中，走在最前列，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马克思。通过终结一切形而上学并开启现代实践哲学，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重大变革。由马克思引发的西方哲学划时代变革对“主体性”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得益于现代实践哲学的创立，“主体性”观念获得了全新的根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主体性”观念在现代的发展开创了全新的视域，为濒临绝境的“主体性”观念带来了生机，也为我们从发展的视角探究“主体性”观念提供了可能。伴随着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以及现代实践哲学的开启，“主体性”观念获得了现代意蕴。 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人类解放的科学，而自由作为解放的最终目的和主题，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因其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思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确立了实践活动较之理论认识活动的优先地位，这使得它必然以实践活动为基础来看待“主体”，从人的生存实

关键词： 实践哲学   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摘要： 马克思的哲学与人类生存的实践活动在本体论的根基深处相契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消失。所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中国化,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哲学   唯物史观   张力   西方  

摘要：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马克思在哲学家中发出了改变世界的最强音，并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并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要由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来决定；这两个方面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互相背离的紧张状态。在马克思的学说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这种张力不断被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所强化。对此，马克思本人在晚年已经有所意识，马克思之后的诸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一直运思在这种张力之中，而从理论上清楚揭示这种张力的人则是波普。了解这种张力及其开显于西方语境中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

关键词： 实践哲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活动课程   实践   课程实施  

摘要：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注重对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体现经验和生活对学生发展价值的实践性课程。这门课程作为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和亮点,自2001年秋季进入实验探索以来,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仍然面临如何实现常态实施和有效实施的问题。由于已有研究更多偏重于对课程实施的个别或局部问题的研究,而对问题的本质及课程基本理论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此,以马克思实践哲学方法论为指导,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 首先,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从实践层面把握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现状及本质。一是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以重庆和贵州两地的559位中小学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现状及特点,并对各种变量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二是采用半结构访谈方式对选取的9位中小学校校长和12位中小学校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并到9所中小学进行课堂观察,对访谈和观察得出的结果向受访者反馈并得到同意后,再运用于相关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城乡中小学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实验学校与非实验学校、中小学毕业班与非毕业班、小学与中学在课程的开设情况、师生的课程认知、活动资源开发、活动方法运用、课程保障机制、课程主体参与度六个维度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师生的课程认知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最为关注的,依次为主体参与力、实施方法、资源开发、保障机制,这表明了课程主体因素在课程实施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研究呈现的主要问题是：课程开设上存在着“计划”与“执行”分离；师生的课程认知上存在着“熟知”与“真知”同一；课程内容上存在着“一维”与“多维”分离；课程实施方法上存在着“单一”与“多样”分离；课程保障机制上存在着“制定”与“监督”缺失。其根源在于：传统教育价值观影响了课程计划落实；教师的感性直观认识的片面性影响教师的课程认知；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指导力的局限导致课程内容分离；传统教学思维定势使师生在活动方式上缺乏创新；未纳入升学考试科目导致课程保障机制缺失。 其次,运用理论思辨方法,一是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本体论出发,依据课程的性质和教育价值来判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什么”及“何以存在”。按照思维结构与系统演化规律,围绕“知识”、“能力”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体论发展的逻辑体系。在实践中,认清人们在“本体论”问题上的绝对化、虚无化、理想化的片面认识。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生活教育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的的哲学、教育学、课程和教学理论基础。透过教育实践的需要,从加强学生生活体验,提升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进行目的定位,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向。对课程本体的界定和目的定位,向人们呈现了课程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为人们形成完整的课程认知提供了基础。 再次,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一个整体,一是以马克思哲学实践主客体观为理论依据,以此定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客体性质,构建课程内在结构体系。具体以课程决策主体、监督管理主体、研究主体、实施主体、协作参与主体、评价主体在内的多主体统一,与课程目标、内容、组织、评价、方法、资源等多维客体统合,建立主客体之间的“校内”、“校与校”、“校与社”多层统合,使主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关系。二是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方法论意识淡漠,方法研究不足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方法论归为：指向理论研究的课程研制方法论和实践操作的课程实施方法论两方面。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究不仅应注重哲学方法论一系统科学方法论一社会科学方法论一教育科学方法论一课程方法论的纵向指导和影响；还应重视与学科课程方法论的横向联系和借鉴,形成纵横交错的方法论立体体系。在实施层面,探讨了实施的方法论原则,并分别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多维主题融合、“学校+基地"内外资源整合、多种活动方法分级运用模式,然后进行模式整合,形成课程实施的动态复合模式。在一定的原则和模式指导下,提出国家宏观层面和学校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方法；同时,发挥网络信息资源优势,利用Second Life虚拟空间设计制作综合实践活动平台,能让有网络信息资源的学生快速及时地模拟完成活动的开发实施,以弥补学生在现实中无法开展的主题活动的不足,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 最后,在具备了完整的课程内在结构和合理的方法论指导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系统性思维为立论基础,不断实现主客体要素的整体性生成。由于课程内外影响因素的不断变化,整体性生成又处在变动之中,由此建构综合实践活动多元动态生成模式,提出了以课程主体自觉为前提的观念路径、行为路径和发展路径来保障课程的整体性生成。这一模式和策略

关键词： 宗族文化   现代化   变迁   实践哲学  

摘要： 宗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拥有民间文化和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双重角色,伴随近代中国“遭遇”的现代化浪潮,宗族文化出现了形态和气质上的变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宗族文化走向相当时间的发展低潮,宗族文化的力量大大减弱.然而随后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步影响到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着激烈动荡,宗族文化再次悄然兴起,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重要的社会现象.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文化的关联与矛盾不仅关系到人们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的宗族文化,也关系到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前途.本文从历史学与实践哲学的视角,考察中国在宗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剖析宗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并尝试对宗族文化现代化进行系统的探索.

摘要：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涵括了哲学的全部领域。然而，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只是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践哲学则被隐于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为形而上学所遮蔽。其实，实践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领域，应当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异于形而上学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广阔的哲学领域。该领域囊括伦理学、政治哲学。而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产生后，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涵括着实验技术等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多哲学流派都自称是实践哲学，如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实践哲学转向”。我们甚至可以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前景。上述这一切，实际上都涉及理论哲学(其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哲学史的背景下，依据哲学史，合理地确定实践哲学的地位及其学术前景，就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学科意义，而是还具有对真理的“解蔽”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的关系研究，确定实践哲学的正当地位。一、亚里士多德的两难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城邦”与“哲学”(严格地说应当是“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矛盾。(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柏拉图”部分；阿伦特，2009年，第8页)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冲突的后果，承继了这一思考，明确地把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剖分为二。他把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又称制作的智慧、技艺)。依据这种对知识的分类(如果不考虑与问题无关的制作和技艺的话)，亚里士多德相应地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理论智慧的最高体现。科学是从一个“始点”推出的必然体系，而这个据以推论的“始点”则不是科学所能把握的，而是由“努斯”所把握。有理论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确切地知道这个“始点”。可见，理论智慧作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的居首位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第174-175页)这是对形而上学的比较精确的定义。实践哲学则是关于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政治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Aristotle，p.44)那么，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什么关系？它们谁更根本？或者借用古希腊哲学家惯用的表述：谁是第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一种两难。

关键词： 葛兰西主义   实践哲学   历史集团   文化政治   领导权   阵地战   有机知识分子  

摘要：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之中，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可以从“葛兰西主义”一词的流行得到证明。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还是英国的新左派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或高或低地举起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旗帜。尽管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并没有一个既成的完整体系，但还是可以在他有关文化问题的众多论述中找出一个明晰的文化政治逻辑，即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基础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为基础的。鉴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文化政治学，并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种为当代各种新左派运动所采纳的文化政治理论范式。他所引领的“文化转向”集中代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